有人概括说，美国的强盛在于其有两部伟大的法典。

如果威胁足够急迫，该信息的价值就足够重大，只有公民自由至上论的铁杆才会否认使用高度强制获取信息的适当性。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应从罗钦的刑事初审中排除以洗胃方式获得的证据，因为最高法院认为这是特别不能容忍的搜查结果。

令此案重要的恰恰是洗胃(这是在医院由医生完成的)与肢刑和拶指这两种中世纪的标准刑讯技术相距非常远。他并非吞下袭击计划的恐怖分子。因为审讯不是搜查，要想对并未获得证据用于刑事程序但野蛮的审判提出宪法性挑战，唯一的根据就是正当程序条款。但这条界限离刑讯还差得很远。在战斗中，士兵杀人和伤人，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同样的，如果过程指的不只是程序，那么它究竟指什么?对于拒绝吐露对社会福利至为重要之信息的人，什么过程才是正当的呢?可以把洗胃震惊良知的效应同政府官员诉诸该手段获得信息的境况分离开来吗，因此获得信息的必要性越大，以强制手段获得信息对良知的震撼就越小?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开放的。禁止，那只是说，以这些方式获得的口供不能用作证据当时我刚从哥大毕业，到哈佛大学杜波伊斯非裔美国人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员，修订博士论文。

自1990年代初，宪法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获得新生（newbirth）来形容也不会夸张，而且至今为止这种变化仍进行之中。即便选了黑人选举权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坦率讲，我当时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宪法史。民权运动与种族和性别平等）。《邦联条约》的制定与失败。

[4] 哈佛的惯例是学生在学期开始后两周内可自由进入任何课堂，选购（shopping）中意的课程。[7]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被审判的种族：美国历史中的法律与正义》也属于类似的著作。

宪法是本，宪政是以宪法原则为基础的国家治理和政治实践，历史则是两者关系的载体。这些课的教学以阅读和讨论为主，我会讲述大的历史背景，提出问题，然后与学生一起分析和讨论文献。宪法史涉及的话题一般是很有争议的，学生的参与有助于提高教学的质量，前提是他们必须完成指定的阅读。我想，能不能以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制定和实施为叙事主线，从政党政治、国会立法、联邦执法、司法审查、黑人斗争等角度来讨论该修正案的历史，并以此来揭示到底重建宪政革命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这是当时重建研究领域正在争论的一个问题）。

杰克逊民主的宪政含义）。这一点在课堂讨论和他们为我写作的学期论文中表露无遗。美国宪法的生命力来自何方，它的活力在全球化时代还能维持多久？你如果能够通过宪法史课与学生一起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你的学生就会有所收获，就会对美国宪法的历史拥有一种更为冷静而客观的认识，而不太容易迅速沦为形形色色的思想领袖的俘虏。譬如，讲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你不光只是让学生读马歇尔大法官的判决意见，知道司法审查权，而是要讲美国早期的政党政治，讲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的权力斗争，讲马歇尔与杰斐逊的斗智，还要分析马歇尔判词中的历史语境和推理逻辑，这样学生才能了解司法审查原则的来龙去脉，了解其包含的政治意味。

新社会史和新政治史的发展不仅影响了新宪法史的写作，也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吸引到宪法研究中来，也可以说，社会史等领域的视角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带入到宪法史研究之中。因为你一般不会再有机会对另一领域投入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博士论文也就成为你的专业起点，你从中获得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方法也成为你找到工作之后写作与教学的基础。

如果说在国内要发展美国宪法史的教学，首先需要有足够的中文研究成果的出现（光靠翻译，无法支撑一个真实的学科），还要有一批做过实证研究的专业学者的存在，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研究特长，构成一个研究群体，相互补充。作为教师，你可能也自觉不自觉地抱有这样的关怀。

在这门课上，我力图兼顾的是宪法、宪政和美国历史之间的平衡。那些东西在变，那些东西是不变的。1986年，我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目标是学习美国内战与重建的历史。宪法与宪政的故事不再只是法官、国会议员或总统的故事，宪法秩序的变化也不只是发生在法庭之内，而同时也发生在政党大会的幕后交易之中、农场主的麦田里、种植园的奴隶社区中、雇佣女工的洗衣坊内、实施种族隔离的小学教室中、乃至将公共领域阻挡在外的私人家庭卧室之中。唐纳德·尼曼教授（DonaldNieman）刚刚出版一部讲述非裔美国人与美国宪政秩序的新著。我写作博士论文时也面临如何设计研究框架和选择研究方法的问题。

肯定性行动与结果的平等。关键在于你提出什么问题，怎么去发掘这个题目的历史和现实含义。

又如，讲屠宰场案（1873），你得给学生提供这个案例的历史背景，包括重建政治和制定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历史，还得讲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关于管制新奥尔良市屠宰业规定的立法背景，并讨论due process的法律史，这样学生才可能有机会理解大法官米勒判决中的双重公民权和菲尔兹大法官异见中的的实质性正当程序权利的含义。换言之，我希望将宪法史、政党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意识形态研究、联邦国家制度研究等连成一体，构成一种立体的、多维的叙事，讨论作为政府制度的民主（democracy as a form of government）在19世纪后期的变化过程。

材料的处理的确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宪法史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宪法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语境研究。

新的美国宪法史不再只是一部精英的历史，而是一部美国人民的宪法历史，里面充满了普通人的故事，有血有肉，同时拥有愤怒、失望、希望和勇气。在国内上美国宪法史，需要给学生补充大量的美国历史的背景知识，做大量的铺垫，帮助学生理解某一宪政发展和或某一案例判决的意义。2000年总统大选与宪法，9/11和新权利对美国宪政的挑战）。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宪法史研究摆脱了过去那种以最高法院为中心、以文本和案例为基础的研究方式。

宪法史的材料包括国会立法的文本、立法辩论的记录、总统行政命令、最高法院和低等法院的判例意见、律师的辩论简要等。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宪政争执） 3、革命时代的宪政危机（殖民者与英国宪政。

进入之后，方知这是一个学术积累厚重的领域，曾经吸引过众多的美国历史学家在其中耕耘。重建宪法修正案的意义。

学生在课程上必须要就某一案例或法律写作论文。2006、2009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也开过不同专题的宪政史课。

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其他美国和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希望了解的也许是这样一些问题：美国宪政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变化的。第一个感觉是，近20年来，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发展很快，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专著方面的成果也不断涌现，但在宪法史研究的领域内学术积累尚不够，严肃的、基于材料基础上的原创性研究很少，还不能支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宪法史领域的存在。我的导师埃里克·方纳（EricFoner）在内战史和重建史研究领域都很有建树，他的新著《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对我选题有很大的影响，[1]他同时也十分关键地将我指向到罗伯特· 卡彻罗斯基教授（RobertKaczoroski）刚发表的讨论重建宪政的文章（现在看来，此文应该算是新重建宪政史观的一篇代表作），[2]但论文的构思和研究需要自己去摸索。美国法学院使用的案例教学法对一些特定的人群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因为这一群人需要熟悉宪法史上所有的重要案例，需要学会用专业的法律语言来写作论文，需要用宪法逻辑来思考问题。

9、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它的反对者（工业化国家中劳工、农场主与资本势力的博弈。相当一部分作者是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扎实，文笔流畅，并不经常使用法学家的行话，即便使用，也是将行话诠释得清晰透彻，让外行能够读懂。

英帝国的宪政设计及其缺陷。但通过这个准备，我对宪法史的学术史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对这个题目也产生了兴趣。

这些著作既是很好的教科书，也是很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它们附带的《历史文献集》的内容也较从前的宪法史读本大大扩展了。[9] 这些新宪法史研究的成果对推动宪法史教学起了很大的作用。